鸿博体育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传统贸易理论向现代贸易理论的演变过程。期间主要经历了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桌赋论、林德的偏好相似理论、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产品内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的演变过程。国际贸易理论虽然纷繁复杂。但是其产生和发展有一定规律可循。归纳起来，国际贸易理论演变的逻辑表现为以下几点。

　　传统的贸易理论侧重于静态分析，假设条件很多处于不变状态，把多变的经济状况抽象成静态的、凝固的状态，不能解释国际贸易利益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李嘉图分析两国开展贸易的动力时，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但对于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技术被假定是不变的。俄林认为资源禀赋的差异只是各个资源供给量的差异。至于如何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劳动力的熟练程度，资本的使用效率，资源的生产能力等等，都不在传统贸易理论本身的研究对象之中。

　　技术差距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科学技术引入到国际贸易的分析中。解释了技术差距产生和消失的原因。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阐述了在产品生命的不同阶段。对生产要素的不同要求。揭示了动态比较优势和要素密集度从技术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劳动密集型的演进路线，使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从静态分析发展为动态分析。

　　新贸易理论强调了规模经济效应是扩展国际贸易的动因之一。而技术创新是形成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重要源泉。新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可能因为最初的偶然原因和历史积累形成且巩固了某些产业的优势，这些优势是否能永远地保持下去，关键在于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提高对国际贸易的扩展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及各国努力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带来互相启发的机会。同时，由规模经济差异决定的贸易利益，同样要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中获得。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一种内生的动态比较优势。杨小凯认为，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在一个交易成本和分I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中分析内生比较优势。按照这一框架，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后果。该框架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的动态均衡过程。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经济发展初期，专业化水平很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的熟能生巧效应将使专业化带来的收益逐渐增加。因此将会出现一个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内生比较优势随之不断增强。杨小凯还认为，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作为分工的条件，就会导致贸易商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

　　产品内分工理论更加关注动态利益。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传统的以国家进出口额来计算国际贸易收支的统计方法已经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首先，由于资源的全球流动，出口产品并不是全部用本国要素生产，出口产品往往需使用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甚至大部分进口来自最终产品进口国。这在加工贸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加工出口产品往往大部分原材料、零部件来自国外，加工出口国只获得了极为有限的加工费。其次，由于跨国公司的作用及资源的全球流动，一国的出口产品可能不是本国企业生产的。而是外国甚至进口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出口收入因此并不为出口国所独享，外国企业可以将出口利润汇出国外。特别是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它们还不可避免地会使用转移价格的手段转移利润，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直接贸易利益更是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标。

　　新新贸易理论首次将贸易利益来源深入到企业并质。它用人均福利水平作为动态贸易利益的衡量指标，人均福利水平提高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消费者可消费的同一产业内产品种类多样化可以提高人均福利水平，这与新贸易理论相似；另一方面是贸易开放下，企业优胜劣汰促使行业平均生产率提高，进而提高人均福利水平。由于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通过经典假设已将企业层面的异质优势排除在内。所以这种来自达尔文的产业内演化――企业优胜劣汰行为的贸易所得正是一种额外的贸易所得。新新贸易理论将这种企业优胜劣汰推高行业平均生产率所产生的新贸易所得。称为产业内资源再分配效应。贸易的产业内资源再分配效应具体作用机制为：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实施。各国产品市场竞争加剧，进口品数量增加并因此损害了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额和利润。生产率最低的本国非出口厂商由于国内收入的减少而被迫退出市场，生产率次低的企业继续存在于该产业经营国内市场，但需要承受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双重损失；生产率较高的出口企业市场份额不断增加，但利润减少；最具有效率的企业在贸易开放条件下市场份额和利润均不断扩大。产业内资源再分配效应导致市场份额和行业内生产要素日益集中于生产效率高的企业，这直接推高行业平均生产率。

　　传统贸易理论是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产业问贸易构成以及贸易流向。为了模型均衡条件的成立，通常都将企业定义为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主体。至于企业内部是如何运作，企业之间的差异如何，传统贸易理论都避而不谈。

　　新贸易理论则提出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假说之上的贸易理论。解释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产业内贸易现象。然而，该理论采用的是典型化企业，不考虑企业间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结构和贸易量差异，唯一可能的差别来源于企业具体生产哪种差异产品。因此，尽管新贸易理论将贸易分工基础放到了企业层面，但主要为一种代表性的同质企业优势，尚未涉及企业特有异质优势。

　　理解国际贸易至关重要，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企业之间的差异可能比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更加显著。而且现实中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会从事出口。无论在企业规模还是企业的生产率方面，企业都是异质的。新新贸易理论将研究重点放在异质企业上，考虑企业屡面异质性来解释更多新的贸易现象和投资现象，将研究视角从宏观贸易理论延伸到贸易的微观机制。即异质性企业本身的行为模式和内部特质上。同时进一步发现生产率、技术、拥有异质性技术的工人是异质性的根源。结合贸易的固定成本，解释了出口企业和其他企业生产率差异的原因，丰富了贸易和FDI的研究类型。新新贸易理论首次将贸易所得来源深入到企业异质，它用人均福利水平作为贸易所得的衡量指标。人均福利水平提高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消费者可消费的同一产业内产品种类多样化可以提高人均福利水平，这与新贸易理论相似；另一方面是贸易开放下，企业优胜劣汰促使行业平均生产率提高。进而提高人均福利水平。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前提假设是规模报酬不变，市场是完全竞争，认为一国比较优势取决于本国生产要素、资源优势。这两种贸易理论解释的是产业间贸易现象，以最终产品为贸易对象，并且最终产品在一国国内完成生产过程，没有关注一种产品在技术上能分离，其生产过程不在一国国内完成的新贸易现象。

　　新贸易理论放宽了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假设条件。假设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认为一国比较优势取决于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解释的是以最终产品为贸易对象的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产品。这里的同类产品是指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至少前3位数相同的产品，即至少属于同类、同章、同组的商品，它们既出现在一国的进口项目中，又出现在该国的出口项目中。从新贸易理论所研究的产业内贸易现象看。产业内贸易模式所反映的就是，即使两国具有完全一样的资本一劳动比率，它们的厂商也会生产同类但有差异的产品。而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一方面会促进各国扩大某种产品的规模，另一方面则会促使两国之间进行这些产品的贸易。有进有出，形成产业内贸易。

　　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两种基本贸易模式，要素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产业间贸易模式。而差异性产品的规模经济生产决定了产业内贸易模式；要素禀赋差别越大的国家之间(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间贸易越多。要素禀赋越接近的国家之间(如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越多；产业间贸易反映了先天的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反映了后天的比较优势。

　　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有一个共同的主线就是分析路径建立在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基础上的以最终产品为贸易对象的贸易模式，解释的是产业问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现象。这些理论都暗含一个基本假定，就是所有产品都在特定国家内部生产，没有考虑产品生产过程发生工序和区段国际分工的可能性。这些产品如果具有跨行业性质，对应的贸易活动就是产业间贸易；如果是同一行业内部不同形态的同类产品。对应的贸易活动就是产业内贸易。以产品作为基本分工对象、以产品不可再分性作为暗含前提，没有把当代产品内分工的贸易现象纳入分析视野。

　　产品内分工理论认为。产品的生产过程包含了多个国家的投入。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产品内分工方式可以把劳动密集和技术简单的工序环节转移到其地国家，而把附加价值比较高的资金、技术等要素密集的经济活动区段保留在国内进行。同时，发展中国家通过在产品内分工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上攀升，也获得了持续成长的现实可能性。在传统国际分工局限于行业、产品层面时，发展中国家通过初级产品参与国际分工谋求发展面临很多特殊困难：采用进口替代战略实现产品升级，受到技术、资金和市场规模等方面的约束。产品内分工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简单加工区段，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融入国际经济系统提供了切入点；同时为它们通过在产品内分工系统内升级进步谋求发展，提供了新的现实机遇。产品内分工为新的国际分工提供了新的现实条件，使得世界各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和获利者。

　　从客观基础上看，产业间贸易产生的客观基础是相对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较低的国际经济合作程度和相对不成熟的社会发展阶段。产业内贸易产生于更加深入发展的社会大生产和日益密切的国际经济联系以及比较成熟的社会发展阶段。产品内贸易是基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其客观经济背景显然是以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更高水平的社会生产力。相对于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产生的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已有了质的提高。

　　杨小凯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把比较优势区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所谓内生比较优势是指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或通过技术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它强调的是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和动态性。内生比较优势是由对生产方式和专业化水平的事后选择产生的；外生比较优势是由于天生条件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是以外生给定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赖以产生的分工基础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技术和资源不同的外生比较优势的劳动分工，一种是基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劳动分工。其中，李嘉图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技术比较优势，H-O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资源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专业化经济比较优势。在新兴古典理论中，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统一的。即由于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以及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交易范围的扩大。从而使贸易从国内扩大到国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交易效率极低，其均衡是每个人的自给自足。因此既无国内贸易又无国际贸易。后来由于交易效率的改进，则在各国内部分工，形成大量的地区性市场。随着交易效率和专业化分工的逐渐提高，交易范围逐渐从地区市场扩展到全国性市场。这时只有国内贸易，而不存在国际贸易，其原因在于同一国内部的贸易比起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来，交易效率要高得多。随着交易效率和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提高，市场最终突破一国范围，这时国际贸易出现，形成世界范围的市场。这样，就实现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内生化。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并且如杨格定理所论述的“分工存在自我繁殖的机制”。因此基于分工

　　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持续不断的源泉。而外生比较优势不能内生地演进，其对于分工、生产率进步和加速知识积累没有什么影响，因而一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就只能归功于外生技术进步，这就是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许多现象的根本原因。

　　产品内分工理论认为要素的异质性与规模经济的存在是产品内分工的源泉，将外生的资源比较优势与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结合起来分析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和源泉。依据特定生产要求，生产过程不同工序对投入品要素组合可能存在不同投入比例要求，而由于不同国家之间要素的异质性，这就有可能通过全球范围配置资源，产生产品内分工。分工越细，中间产品的专业化生产程度越高，中间产品生产中投入的要素也就越专门化。按照H-O模型来解释，两国按照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即产品在每一生产阶段上的要素密集度是不同的，最终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只不过是各个生产阶段要素密集度的加权平均值。一方面，来源于异质性的要素优势，使某个国家在某个生产工序上具有优势。并将在国际分工中进行这种专业化生产；另一方面，作为产品内分工的结果，该国家更多地拥有这种异质的专门化要素。这样，产品内分工与要素异质性相互强化。规模经济是产品内分工的又一源泉。因特定技术属性，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可能存在不同的有效规模。不同生产工序有效规模差异越大，越有可能通过国内或国际产品内分工节省成本和提升效率。如果采用空间集中的一体化生产方式，个别关键生产环节的有效规模将会约束其它有效规模较大的生产环节不能充分获取规模经济利益。产品内分工把对应不同有效规模的产出区段分离出来，安排到不同空间场合进行生产。从而达到节省平均成本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目标。实际上，不同工序既可能存在规模经济差异，也具有要素投入比例差异，通常是特定工序的投入品比例决定了分工的国别结构，同时工序间规模经济因素进一步强化了这类分工。另外，fones还强调技术进步是零散化生产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这使得内生技术比较优势成为产品内分工产生的又一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通信、运输、金融服务的成本大幅下降和便利性的提高上。另外，服务贸易自由化进一步鼓励了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发展，这是因为它导致市场壁垒降低和竞争加剧，使得一国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高质量的服务。

　　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新的全球化大背景的出现，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成为世界分工格局中的一员，国际贸易成为世界性的行为。然而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所获得的贸易利益却具有不对称性，先发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凭借雄厚的资本与先进的技术享用着贸易带来的无限好处，而广大的后发国家由于资本、技术及国内发展水平的限制在世界分工格局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作为衡量一国贸易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标之一――贸易条件都有长期恶化的趋势。中国――后发国家的典型代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快速发展,经济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拉动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对外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仅206.4亿美元飞跃至2006年的17 604亿美元。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开放条件下自贸易的利益。然而，现实生活中贸易规模的扩大伴随的却是贸易条件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应的却是贸易条件难以回升的局面，这不禁让人怀疑贸易条件衡量贸易利益的准确性。本文就中国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的实际情况，对后发国家如何在新形势下维护自己的利益作一简单说明。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定义，贸易利益通常是指一国通过国际贸易而获得的可供消费的商品数量要比一国实行自给自足办法时多。这种定义更多强调的是开放前后商品数量上的对比，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则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它认为每个国家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就会带来整个世界产量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要素使用的节约。这种贸易比较利益是贸易的静态利益，也叫狭义的贸易利益，它的获取途径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从交换中获得的利益,表现在通过贸易获得本国不能生产或生产成本太高的产品；二是从专业化生产中获得的利益,即通过专业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三是通过出口剩余产品获得利益。可见，狭义的贸易利益是每个国家在开放条件下参与国际贸易所追求的基本利益。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国际贸易的内涵和外延都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贸易的静态利益难以继续说明一国的贸易所得。这就要求对于贸易利益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量的方面。而发展经济学中的贸易利益更倾向于贸易的发展利益，即一国通过贸易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利益。这种定义不仅包括贸易的静态利益，更重要的是涵盖了贸易的动态利益，即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增加劳动就业，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应该说, 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广义的贸易利益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利益所在。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强的今天，动态利益的地位还将不断提升,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它将成为各国特别是后发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

　　因此，贸易利益不是单纯的指贸易的静态利益还是贸易的动态利益，它是一个既包括量，又涵盖质；既涉及直接利益，又侧重间接利益的综合性的概念。

　　一直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对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的关系就存在广泛的讨论。在对二者关系的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西方激进的经济学者支持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和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对“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否定。我国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主要的观点还是集中在贸易条件恶化会减少本国贸易利益的方面。本文认为，贸易条件并不能准确衡量一国的贸易利益，后发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贸易利益的变化需要更加动态的去考虑。

　　贸易条件不仅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还包括要素贸易条件，但每种贸易条件的概念都存在不足之处。价格贸易条件衡量的是一国交换能力的强弱，属于效率范畴，它的改善不一定伴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所以很难反映出由于贸易规模扩大带来的动态利益的产生；收入贸易条件在价格贸易条件的基础上，考察了出口商品数量的变化对一国贸易利益的影响，弥补了价格贸易条件的不足。但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收入贸易条件并不能很好的说明一国相对利益的变化，它忽视了单位商品的获利情况，有可能出现收入贸易条件改善、国民福利却持续恶化的情况；单要素贸易条件把价格变化与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考察了劳动生产率对贸易利益的影响，认为只要一国劳动生产率上升或下降幅度超过价格下降或上升的幅度，则该国贸易利益增加；双要素贸易条件综合考虑了价格、本国出口部门与外国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素，更能全面的反映了贸易利益变化的原因，但美中不足的是要素贸易条件很难量化。

　　以往对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关系的争论是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为时代背景前提的。现如今经济全球化使得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增强，国际分工得到进一步深化，要素分工成为国际分工新的主导模式。贸易条件研究的基础是一国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它是相对某一国的产品而言的，是属地的概念；而贸易条件理论最终是要反映的是利益归属问题，是相对一国居民而言的，是属人的概念。在古典情况下二者是统一的，但在国家间存在要素流动的情况下，用属地概念反映属人概念就会出现不协调，有可能一国贸易条件恶化，国民福利却改善。而且在新的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不全归贸易国所有，其中一部分将被跨国公司所控制，传统的以国家为单位通过进出口来计算东道国的贸易利益已不准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但贸易条件总体却呈现不断下降趋势，据统计1993―2000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13%。分类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在考察期内出现了价格贸易条件日趋恶化，而收入贸易条件却大幅上升的状况。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出口数量的大幅增加。但从整体上而言，中国的贸易条件是趋于恶化的。

　　在开放条件下，一国参与国际贸易最直接的利益就是获取贸易的静态利益。根据金德尔伯格于1956年提出的价格贸易条件变动对贸易利益影响的公式，并将收入贸易条件作为衡量静态贸易利益变动的指标，中国静态贸易利益的变动如下表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中国静态贸易利益的获取效率是不断下降的。虽然中国的静态贸易利益获取效率变低，但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贸易动态利益的经济效应远远大于静态利益的经济效应。随着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中国利用的外资数量逐步增加，动态贸易利益获取的渠道更加宽阔。主要的动态利益是：

　　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FDI进入中国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本国稀缺的管理知识、资本等要素，而且还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竞争，通过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关联效应、渗透效应以及示范效应，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1990年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中初级产品比重逐年下降,工业制成品比重逐年上升,2006年工业制成品已占出口总额的94.54%，在出口结构中占据绝对优势。中国的产业结构已逐渐从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到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阶段。

　　对国内就业人员的吸纳效应。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就业问题一直是有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贸易、投资的蓬勃发展使得中国一部分就业人员被顺利吸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的统计，2006年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员大约为747万人，占注册登记就业人员总数的6.69%。

　　跨国公司战略性资源的外溢效应。跨国公司最主要的战略性资源优势来源于垄断性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中国国内的技术进步一部分就是由跨国公司的技术扩散来实现的。

　　因此，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传统的贸易条件衡量贸易利益的作用被弱化，相对于改善贸易条件而言，后发国家更应注重动态贸易利益的获取。

　　上面的分析表明，贸易条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得失，但在实际应用和反映国际贸易长期的动态利益时存在较大的缺陷。对于广大的后发国家而言，大多数都会面临着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这是因为：后发国家大都工业基础薄弱，出口产品以价格低廉、附加值低的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起点低引致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先发国家快等。但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不完全意味着后发国家贸易利益的损失。由国际贸易带来的对国内经济的拉动，如技术进步、结构升级、制度优化等，贸易条件指数无法一一准确衡量。因此，后发国家贸易利益的获得与维持须从多个方面客观考虑，处理好短期损失和长期利益的关系。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大国，必须对贸易条件恶化引起的贸易利益的得失做出正确的判断，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出不同但最终有利于国家发展壮大的政策。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坚持并不断努力的方向是：

　　我国贸易条件之所以不断恶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我国劳动力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廉价劳动力成为我国的比较优势。在现行的多种分工模式并存的分工格局下，究竟是坚持还是摒弃比较优势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本文认为，在要素分工为主导的新的分工格局下，比较优势仍然是我国获取贸易利益的基础，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及投入要素组合的最佳比例共同决定的。我们不仅要考虑本身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我国的现实比较优势――劳动力优势，获取贸易利益，又要注重进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以维护和扩大贸易利益。具体来说，要从以初级产品和附加值低的工业品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高附加值工业品生产为主的产业结构, 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服务行业；初级产品和低端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也不能忽视，应加快其与先进技术与要素的有效结合，实现比较优势的高级转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贸易条件也会起到改善的积极作用。

　　当今的国际分工格局是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生产要素的国际差异成为国际分工的基础与核心。虽然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特征是要素的全球流动，但不同要素的流动性强弱是不同的。我国劳动力大部分属于一般加工型的劳动力。流动性极低，这就决定了在全球贸易的利益分配中，我国处于不利地位。从参与国际分工的长远目标和我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不仅要考虑对国外要素的合理利用,而且重点要考虑对稀缺要素的培育，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选择。

　　在稀缺要素培育中,最重要的是要确立制度竞争的基本理念。要创造一个有效的体制环境,以形成稀缺要素的成长环境。除此之外，提高原有要素的使用质量也是改善贸易条件、维护和扩大贸易利益的重要手段。我国的劳动力要素的素质从整体上来看还明显较低，为此政府应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 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储备各种人才资源，尤其是高技术人才与先进管理人才的培养，从而改变我国在国际上的要素弱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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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化稳定策略：演化稳定策略是演化博弈论的重要思想，即在重复博弈中，仅具备有限信息的个体出于其利益得失的考虑，不断对其策略进行调整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复制动态：在演化博弈过程中，由学习速度很慢的成员组成的大群体随机配对的反复博弈过程。

　　根据自由贸易理论，国际间消除贸易壁垒，进行自由贸易无论是对单个国家还是对世界整体，都是有利的。

　　在自由贸易理论中，征收关税会造成生产和消费的扭曲，自由贸易则会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

　　考虑征收关税的极端情况，即征收高额关税，以至于产品在征税前在两国间进行自由贸易，产品供给需求状况由消费者理论及生产者理论中的市场均衡决定；征收关税后贸易额直接降为零的情况（便于我们的收益分析）。

　　假设征税行为S；贸易两国进行自由的国际贸易能够获得的额外利益为W；由于一国征收关税的同时，另一国因为没有同样征收而受到的损失C（法律诉讼、征税造成的利益降低）；只在国内进行贸易可获得利益为E；一国征收关税另一国不征税，则征税的国家得到的搭便车收益T。

　　博弈方策略类型比例动态变化有限理性博弈分析的核心，其关键是动态变化的速度

　　利用该演化系统相应的雅克比矩阵，对平衡点的据不稳定性进行分析。假设均衡点E5存在，根据A，B的复制动态方程组，可以解得雅克比矩阵为：

　　根据雅克比矩阵在五个均衡点的行列式和迹的值的符号，可以判断这五个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可以看到EE具有局部稳定性，是演化稳定策略，代表A、B两国同时选择征税或者不征税。下面的复制动态相位图表示多次博弈后结果的方向，代表两群体复制动态关系和稳定性。

　　从相位图来看，E2E1E3O收敛于E1点，是双方选择征税，E2E4E3O收敛于E4点，此时双方选择不征税。这两部分的和是1。由于演化过程是不断变化博弈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很多情况下，两国可能采取不一致的做法。当E2E1E3O的面积越大，系统收敛于E1的概率越大，A，B两国选择征税的概率也越大。

　　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双方沿着什么样的路径是不确定的，复制动态演化博弈的结果常常取决于带有很大偶然性的初始状态。因此，设定的参数值不同，将导致不同的结果。

　　如果双方都不征收关税，进行自由的双边贸易，这样的结果能带来双方受益的增加。如果自由贸易得到的额外利益增加，W增大，C/(W+C-T)减小，鞍点向E1点移动，E2E1E3O部分的面积变小，系统有更大的可能收敛于E4，选择不征税，即自由贸易的概率增大，最终趋于自由贸易的演化稳定策略。

　　（2）一国征收关税后，另一国没有征收而受到的损失C提高，则C/(W+C-T)增大，E2E1E3O部分的面积增大，则双方选择不征税的概率减小，最终将趋于双方都征收关税。

　　（3）一国征收关税另一国不征税，则征税的国家得到的收益T提高，则C/(W+C-T)增大，E2E1E3O部分面积增大，双方选择征税的概率增大，自由贸易受到限制。

　　通过参数分析可得，自由贸易可能由以下因素造成，自由贸易也可以通过推行某些政策达到：

　　双方进行自由贸易，若能通过发挥本国优势得到足够大的利益，则形成自由贸易并维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因此，在国际贸易中，一国要充分发挥本国禀赋优势，通过企业优胜劣汰，形成在具有相对优势甚至绝对优势，从而在既有贸易中获得丰厚的贸易利益，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

　　参与国际贸易的两个国家中，其中一个贸易保护征收关税，同时另一国并没有征收，则未征税的国家不但得不到国际贸易的额外利益，还会遭到损失。一旦产生这样的预期，该国同样会征收关税作为反应。最终两国都会征收关税，并且之前的被征税国、受到的损失越大，自由贸易的可能性越小，世界范围内资源未得到优化配置，造成福利损失。

　　若一方对另一方征收关税后能够得到丰厚的利益，则该国取消关税进行自由贸易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降低，如果没有突破性的合作计划产生，在短期内就会维持这种贸易保护的政策选择。

　　最后，当征税国发现贸易保护得到的利益不断减小，远不如自由贸易得到的福利增加，同时单方面被征税的国家受到的损失不算很大，或者两国形成经济共同体的战略伙伴关系时，双方将会积极取消关税壁垒，在国家间进行自由贸易。

　　[2]王文宾,达庆利,陈伟达.演化博弈理论与应用研究综述[J].统计与决策.

　　[论文摘 要]在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这种重要趋势的背景下，研究其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所带来的影响有着重大的意义；探讨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把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贸易壁垒列入“人文贸易”的系统化研究范畴，也有助于大大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鸿博体育。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鸿博体育，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论文摘 要]在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这种重要趋势的背景下，研究其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所带来的影响有着重大的意义；探讨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把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贸易壁垒列入“人文贸易”的系统化研究范畴，也有助于大大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鸿博体育、“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转贴于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现代经济学认为，商品生产不仅取决于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即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经营管理能力）的数量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组合上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技术。因为技术不仅可以节约稀缺的经济资源，同时在给定的要素规模条件下可以实现更大的产出和生产更多样化的产品。事实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早已肯定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影响，只不过当时强调的是“技术”的绩效——劳动生产率而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已经突破了以俄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H-O-S）为代表的新古典要素禀赋模型，其中尤以“新要素禀赋理论”、“贸易技术论”、“市场结构论”和“动态比较优势论”等为代表。

　　“新要素禀赋理论”与H-O-S模型的区别在于：其一，从“劳动”这一传统生产要素中分离出熟练劳动（即人力资本）和非熟练劳动。其二，将知识也视为一国的禀赋之一。通过研究和开发（R＆D）产生的知识，既可以体现在劳动力上，也可以体现在资本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其隐含了一国在动态意义上可以创造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其三，将“技术”变量引入要素禀赋模型，如同传统的劳动和资本一样，强调创新对贸易模式的影响。技术变量主要借助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R＆D支出水平和具体的创新数据来表示。“新要素禀赋理论”虽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R＆D支出等新要素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但是没有触及要素禀赋理论的核心问题：首先，理论中没有彻底解决“技术”的待遇问题。因为“新要素禀赋理论”虽然将“技术”视为要素之一，但是既没有探讨高低技术能力共存以及相应地对相对生产力和相对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忽略了“技术”的动态特征。其次，“新要素禀赋理论”将生产要素看作是贸易流向的内生决定因素。事实上，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等几乎所有的要素都是在不断变更着的，因此不能以静态的眼光将要素看作是一国固定的“禀赋”。

　　“贸易技术论”将技术差异视作贸易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波斯纳的“贸易技术差距模型”中，一国由于发现了某种新产品和新工序而获得了暂时的比较优势，直到其竞争对手具有了相应的创新模仿能力，创新国才会丧失这种比较优势。但是，由于创新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可以不断地通过新的创新取代被竞争对手模仿的旧创新，进而在各阶段始终保持比较优势。在海什和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中，假定一国在创新生产上具有优势，在商品生产的初期，生产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商品价格较高、产量较低，加上接近市场有助于接受消费者的信息反馈和进行相关的服务，生产在创新国进行；随着商品的成熟和标准化，价格下降、生产时间变长，商品生产可以转移到其他具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创新国继而可以生产另一种新产品。可见，无论是“贸易技术差距模型”、还是“产品周期理论”都认为创新国会出口新产品；都强调在引进一种新技术对产品生产定位影响中的时间的重要性；都认为新产品的生产和R＆D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应该位于技术能力发达的国家。但是，“贸易技术差距模型”和“产品周期理论”忽略了以下两个事实：其一是时间，时间会使产品趋于标准化，增加成本的重要性；其二是技术扩散，技术扩散会提高外国生产新产品和模仿现有产品的能力。

　　“市场结构论”又被称之为“新贸易理论”，主要用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该理论不仅增加了对国际经济的需求方面的考虑，同时将有关的理论研究置于不完全竞争框架之下，强调了垄断力量、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性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市场结构论”对“技术”的处理有两种方式：其一，将“技术”视作产品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在布兰德和斯班瑟的模型中，“技术”是一国攫取垄断租金的一种策略性资源。

　　“动态比较优势论”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积累（即知识）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在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的模型中，将比较优势定义为R＆D与制造相对效率的跨国差异。该模型的主要观点是：通过研究经验的积累促进R＆D生产率的提高，从而获得比较优势，并借助规模收益递增而提高一国的增长率。克鲁格曼模型的结论也很相似：由于“边干边学”会增加知识的积累，因此比较优势是建立在学习的差异的基础之上的。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区分为三个主要的方面：其一是新古典论，将比较优势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对现有的贸易模式进行了要素禀赋上的解释：“新要素禀赋论”拓宽了生产要素的范畴，最终考虑了内生技术的动态意义。其二，从产业经济学中引申出来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市场结构论”，将诸如垄断力量和规模经济等不完全竞争特征引入国际经济学，而“市场结构论”和H-O-S模型从某种意义上看也不是必然矛盾的。其三，是那些既不能归入新古典理论、也没有被主流贸易理论吸收的学说。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技术理论”认为“在出口绩效与R＆D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虽然“新技术理论”将“技术”置于核心位置，但是仍然难以将“技术”融入新古典模型之中；同时也忽略了作为“技术”核心特征的那些来自于垄断力量和技术变化等的动态意义，坚持一国经济的专业化模式仍然呈中性增长。为了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熊比特关于创新的观点被结合到新贸易技术论之中：一方面，技术差距学说与技术进化论相结合，说明了技术差距对增长和专业化模式的动态含义；另一方面，技术的厂商特有性质和垄断力量与成功的创新相结合，用来解释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厂商维持技术优势的目的。

　　如上所述，当代的贸易理论认为，在从静态意义上，技术创新是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动态意义上，技术创新是维系动态比较优势的关键。无论是对初始的贸易出口国、还是对初始的贸易进口国而言，都存在着这样的事实：一方面，为了获得或维系比较优势，国际贸易成为国内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伴随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转移或扩散，既能刺激初始创新国的再创新意识，也能削弱其比较优势。

　　国际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表明，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基础之一。因此，贸易出口国往往是某种技术领先的国家。国际贸易对于出口国，或现实世界中的技术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而言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其一，在静态意义上，只有技术创新，才可能有新产品和新工艺，才能具备出口的潜力；因此，一国只有进行充分有效的技术创新，才能保持相应的比较优势，进而将这种创新优势体现在相应产品的净出口增长上。其二，如果信息对称的话，国际贸易会借助进口国的市场反馈促进商品输出国的技术改进，或带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活动。其三，在动态意义上，伴随国际贸易的展开，商品输出国的创新优势会随着各种技术扩散的发生逐渐消失。其效果无非是，要么放任自由，在特定技术创新逐渐消失的过程中丧失相应商品的净出口地位；要么改进技术或从事新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后者往往会达到刺激初始出口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效果。其四，出口国通过初始出口所获得的贸易利得也有助于增强其开展创新活动的能力，因此，初始技术领先国在某种意义上讲，拥有一种“先发优势”。这种优势如果不被外界经济事件打断的话，对本国的技术创新而言，不仅能持续下去，有时极有可能出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其五，国际技术贸易虽然意味着技术创新的扩散，但是对于技术输出国而言，其输出的技术往往是次重要、次核心、次关键和次新的技术，其在本国的收益率已经明显处于下降通道之中，因此适时地将其出售并获得较好回报，对于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而言是一件好事。

　　倘若就技术落后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依赖于以下几个渠道：其一，国际商品贸易将新产品输入发展中国家的同时，给输入国带来了模仿生产的动机，而模仿生产的本质就是一种学习新技术、新工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溢出开始发生，输入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有所增强。其二，由于输入商品的竞争力会影响到当地厂商的市场份额，国际贸易也会间接地刺激当地厂商的技术创新活动，以期达到抗衡的目的。其三，如果输入商品本身拥有相当的技术含量或技术诀窍，往往伴随国际贸易的是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由此技术创新会在不同程度上扩散到输入国。其四，在国际贸易的准备阶段，为了便于进口方了解产品的性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商品认知的差异，输出方会在一定限度内展示其产品的特性，由此导致技术创新的部分流失，一旦贸易谈判破灭，这种扩散往往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其五，国际技术贸易是技术创新扩散最为直接的方式，它不仅会对技术引进国的技术存量具有积极有效的影响，同时由于引进国的市场需求状况、人力资本、生产设备等等诸方面与输出国存在着的较大差距，因此会刺激引进国的“二次创新”或适应性创新。总之，通过以上种种方式，最终会增强输入国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而言，通过上述渠道积累的某种技术一旦达到一定的水平，原输入国不仅能减少对由该技术生产的产品的进口依赖，而目。极有可能成为国际市场上相应的商品净供给者。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不仅在静态意义上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改善了本国的技术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动态意义上通过各种渠道和机制促使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创新机制的形成，为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国际技术贸易既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也是国际技术转让的主要形式之一。国际技术贸易的主要方式包括：许可证贸易、咨询服务和技术服务、合作生产。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趋势：其一，国际技术贸易日趋活跃，规模不断扩大。科技进步以及技术信息的传播加快，促进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其二，技术转让“软化”。纯知识或信息形态的软件技术转让，如专利、专有技术、技术情报等等，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三，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呈现多极化，但发展不平衡。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等原因，国际技术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发达国家在技术出口中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其四，跨国公司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跨国公司控制了相当份额的国际技术贸易；此外，跨国公司以技术输出带动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改变了以往对发展中国家单纯的资本输出。

　　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包括发展中国家创新的技术能力以及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等。而国际技术贸易（技术引进）对提高发展中国的技术能力、改善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都有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技术能力是一种存量，它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技术能力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形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技术存量水平的增加。二是隐含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的成员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等。就国家而言，常常表现为一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就企业而言，具体表现为企业员工所拥有的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

　　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技术贸易直接引进技术，能够提高本国两方面的技术能力，并最终影响到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首先，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无论引进的是成套生产设备等硬件，还是专利技术等软件，都直接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从而也提高了该国有形的技术能力。其次，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也能提高发展中国家隐含的技术能力，因为技术的引进常常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员工对新技术的学习、掌握的过程。比如，企业在引进技术项目时一般都要求附带的现场指导和培训计划，企业员工可以通过接受培训和技术应用的实践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知识，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所有隐含在企业员工身上的技术能力的加总就等于一国隐含的技术能力，也就是说，技术引进通过促使企业员工学习、掌握新技术而增强了一国的技术能力。反过来，这些技术能力又为发展中国家以后的技术引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二次技术创新奠定基础。

　　国际技术贸易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经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融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甚至政治为一体的复杂过程。譬如说，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属于技术贸易的范畴）进入中国市场，它首先要从国家有关部门获得市场准入的许可，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问题；它要寻找合作伙伴，考虑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内在固有具有的企业文化、经营文化会影响到众多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这是文化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新颖有效的特许经营方式被众多的国内厂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连锁经营热潮，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制度性创新。因此，国际技术贸易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引进而已，换句话说，国际技术贸易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从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角度而言，国际技术贸易的外部效应主要表现在它改变创新主体的内在意识，并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从而使得发展国家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更加灵敏，最终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

　　首先，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变发展中国家创新意识缺乏的状况。很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一种维持传统和稳定为主调的社会意识结构，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借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常常会陷入“累积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之中，也就是说技术创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滞发展。而这种恶性循环是内在力量所无法克服的，这时候需要一种外在的推动力量，使其能够跳出这种恶性循环，而国际技术贸易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外在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改变的是创新意识方面的问题。正像上述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的例子一样，技术的引进带来了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新变化，先进的经营模式所具有的明显优势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经营模式的创新。显然，在这一过程当中，企业和个人都经历了一次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认识、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地情况进行二次创新，这种普遍性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一个国家创新意识的兴起。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只有具备创新意识的国家，政府才会对技术创新给予充分的重视，并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企业具有创新意识，才会留意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并且投入充分的资源进行R＆D活动，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收益；消费者具有创新意识，才可能接受创新产品，进而形成潜在的技术创新需求。

　　其次，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促使发展中国家创新诱导反应机制的灵敏化。从引进技术的企业来说，为了充分利用引进的技术常常需要在企业的组织管理方面做出较大转变和创新，也就要改变企业内部的制度环境，比如说企业为了利用维护一套价值昂贵的生产线，需要新建立专门的技术部门，负责对其进行维修和改进，同时加强企业对员工的技术培训制度，这些制度性的转变和创新都有利于企业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在国家层次，政府为了保证技术引进的顺利实施，需要建立专门的技术金融制度以确保技术引进的配套资金。而且在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下，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技术贸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否则，就难以从国际市场上引进技术，即使能够引进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为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将损害技术出让方的利益。也就是说，国际技术贸易客观上提出了对发展国家改善技术创新制度环境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主体更好地对创新的市场需求作出正确的反应，最终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机制，并提高其水平。

　　国际贸易主要指的是在国际间所进行的贸易活动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进入到某一阶段后，参与贸易活动的人共同形成的，主导、支配经济交易活动的思想守则。即使没有明确的规定，在贸易分配层面仍然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当前我国贸易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以往所采用的国际贸易理论一定程度上存在不适用的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体现出了许多方面的漏洞与不足，无法满足新形势下我国在贸易发展方面的基本需求。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格局一定程度上会对国际贸易理论造成影响，这就需要相关研究人员在现有理论基础的支持下对各方面的细节进行不断的发展与完善。

　　以往处于主流地位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贸易理念包含新古典与古典贸易理论两种，这两种理论共同构成了传统贸易理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国际贸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理论。于此同时，国际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贸易理念也在这种大背景下成长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国际贸易理论在贸易活动方式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也与传统贸易方式体现出了比较大的差异。新时期内，具体的贸易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贸易理论与贸易规则。二战中取得胜利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有了比以往更高的地位，国际间的贸易量也呈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并体现出一定的扩张性，在发达国家贸易量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体现出一定的贸易活跃性，而这些现象的解释与说明无法通过传统的理论来实现，进而产生了今日国际贸易理论的初级形态。比如要素贸易理论与生命周期理论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同时，西方经济学家通过长期理论分析与反复模型试验的方式，得出了以下结论：当前国际贸易在规模方面不断上升，然而其竞争形态是仍然不完全竞争，生产要素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地位日益下降，这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却可以对目前国际贸易中所出现的变化进行一定的解释。在贸易次数不断增加的大环境下，所产生的贸易垄断越来越严重，而在当代贸易理论环境中则可以对这种“反常现象”进行充分的解释。由此可知，当代贸易理论在现在与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相关的理论也处在不断完善的阶段。然而，在国防政治格局与经济全球化发展情况不断变化的大环境下，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也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规模经济性是制造业重要的特征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分工在制造业中的作用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发达国家将资本大量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无法通过传统的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环境中，通过对要素禀赋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国家贸易的分析需要以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差异为中心，也就是说要在垂直贸易条件下对上、下游之间的贸易关系进行分析。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突出地位的贸易类型为水平贸易，这种水平贸易主要体现为发达国家内部所进行的水平贸易。为何水平贸易会占据国际贸易的主体地位，目前的国际贸易理论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发现传统贸易理论在各种新问题上的不适应性，对各种新的贸易现象无法进行充分的说明与解释。许多国际贸易领域的学者开始进一步探索与研究新形势下国际贸易发展的有关规律。雷蒙德?弗农将对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过程中对产品设计与产品周期等方面的干扰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他认识对各项生产因素进行完善就可以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延长产品周期。迈克尔?波物后来将企业与政府?C构纳入整合企业理论中，并且将企业与政府提升至贸易主体地位。不难发现，国际贸易理论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企业理论与渗透至国际贸易理论已经产生了重要的联系，对该领域的实际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国际贸易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学现象。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也包含了许多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主要的研究对象为市场，在经济学知识与国际贸易理论不断融合的过程中，经济格局与市场范围等因素也成为了主要的研究与剖析对象，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也得到了准确的落实，在部分情况下，国家也可能会参与到国际贸易的实际活动中，这就使空间经济学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得到了整合，在国际贸易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杨小凯等人创立的新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经济学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的假设，引入了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将古典经济学中最有价值的分工思想形式化，并在新的框架中，将现代经济理论进行重新组织，对各种微观和宏观经济现象做出解释。该学派认为，各种经济现象都是劳动分工的内生演进引起的，贸易作为劳动分工的一个侧面，也可以从分工角度进行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新的框架下，对传统的贸易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并以新框架为依托，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创立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对贸易理论的创新正是始于对贸易理论发展主流评价的重新思考，其中包括对贸易理论的源头和发展线.重新定位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原理的相互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说明，只有当两国之间在同种商品生产上存在生产率的绝对差异从而仅当绝对优势存在时，两国才有贸易的可能。而李嘉图的理论则将这种条件放宽，认为不必有绝对优势，而只要两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生产率的差异，即只要存在比较优势时就有贸易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斯密认为没有贸易可能的条件下，李嘉图证明了存在贸易的基础，因此认定是后者包含了前者，前者是后者的特殊情况。

　　新兴古典经济学不同意这种主流观点，认为二者不只是比较方法的差别及由此导致的适用范围大小的不同，而是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斯密的理论认为，是分工带来的生产率差异内生出的绝对优势形成了贸易的基础，而李嘉图则认为是先天存在的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导致了贸易的产生。绝对优势是一种后天创造的内生优势而比较优势是天然存在的外生优势。这种本质的差别使得贸易理论应该重新思考二者的关系，以确定哪个是特例，哪个是更为一般的情况。一方面，即使按照传统的对“一般情况”和“特例”的评价标准，从适用范围上进行对比，李嘉图理论中贸易的产生要求两国之间天然地存在着差别，即一国在某种商品上存在比较优势，而斯密的理论中则不要求这一条件，即使两国没有事前天然的差别，只要存在专业化报酬递增，通过分工和专业化仍然可以创造出优势，即创造出贸易的基础。这样看来，在李嘉图认为没有贸易可能的情况下，斯密认为可以有。因此也可以说，斯密理论比李嘉图理论的适用范围更广；另一方面，斯密认为，“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1]，新兴古典经济学也认为，即使个人之间天生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远不如个人之间由于后天的分工演进而产生的生产率的差异来的重要。因此内生比较优势应是较李嘉图理论中的外生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贸易产生的原因，斯密的绝对优势是较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基于对斯密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重新定位，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贸易理论的发展分为内生优势和外生优势两条线路，其源头一是起源于斯密，一是起源于李嘉图。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奠定了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及其在贸易理论中的核心地位。此后的贸易理论中鸿博体育，新古典贸易理论沿袭了李嘉图外生差别的思路，将李嘉图理论中的比较成本的差异引入到生产要素层面，把贸易的成因归结为先天存在的自然禀赋的差异。无论是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还是以后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自然禀赋比较优势，都是以两国之间有先天存在的生产条件的差别为基础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产生并占据贸易理论的核心地位之后，斯密的内生优势理论一直被主流的贸易理论所忽视。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创立的过程中，俄林曾经注意到了促成内生优势的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意义但也只是将规模经济所导致的贸易作为要素禀赋差异贸易的一种补充而未作重点考察。20世纪70年代，林德贸易模式[2]和产业内贸易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对贸易理论的新思考，发展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修正了传统理论关于市场结构的假定，考察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提出了独立于先天因素的规模经济思想鸿博体育，将贸易的原因归为后天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贸易扩大了市场规模，规模经济成为贸易利益的来源。这种贸易动因和利益来源内生化的思想是对斯密内生优势理论的继承和回归，因此可以列在内生优势的发展线路之内。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与斯密的绝对优势之间的区别比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大得多。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与经济组织问题联系紧密，而外生比较优势概念只与资源配置问题相关。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本质上代表着经济学的不同发展思路。在贸易理论研究中，忽略斯密的分工和内生优势思想，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置于贸易理论的核心是经济研究的重心从经济组织问题转向资源配置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以新框架为依托，在对贸易理论的发展历史重新考察和深入研究之后，将斯密的分工和内生优势的思想形式化并且放在核心位置，对贸易问题给出新的解释，将经济研究的重心重新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

　　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同时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生产者的新框架更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了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释，构成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1.贸易的原因。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贸易是个体专业化决策和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直接结果，贸易的原因是分工和专业化引发和强化的内生优势。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假定每个人的人生相同，不存在先天差别，在社会分工中各人后天选择了不同的专业才产生了同种产品的生产率的差别和某一方面的优势，从而形成了贸易的基础。而且，这种优势与社会分工水平互相促进。分工和专业化带来了各人之间在某种产品上的生产率的差别，形成生产成本的优势，而这种差别和优势又会进一步促进和强化分工，从而进一步强化差别和优势。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贸易优势是后天获得并且具有自我强化的性质，是一种内生优势。但仅有生产方面的内生优势并不是开展贸易的充分条件，还要同时考虑其相对面——交易效率的高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的开展取决于一种综合优势，既要考虑生产上的内生优势或劣势，也要考虑交易效率优势或劣势，要取决于二者的相对关系，即内生的生产率和交易效率的综合比较优势。

　　2.贸易的结果。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分工和贸易同时产生，贸易是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这一矛盾的解决方式，贸易的结果本质上是分工的结果。分工使个体的自给率降低，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更少而相互交换的产品种类更多，产品生产的集中程度和个体的贸易依存度提高。贸易品种类的增加意味着市场种类的增加和社会商业化程度的提高，每个人对他人的依赖程度加强。随着分工的深化，个体的生产结构差别越来越大，经济结构则由自给自足时的单一结构趋于多样化。经济由自给自足时的互不往来到局部分工时的市场分割最后发展到完全分工时的市场一体化，市场从无到有，一体化程度逐步提高。所以，分工和贸易的直接结果是提高了个体的贸易依存度、产品生产的集中程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而且，分工减少了每个人必须的学习时间和费用，提高了专业化水平，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人力可以用于新的专业产品的生产。在高水平的分工模式中，不同的人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不同的产品而增加不同的专业种类数，因此分工和贸易还促进了产品种类的增加。

　　3.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发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该理论能够揭示国内贸易为何和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这一解释力源于该理论依托的经济学框架。新兴古典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同就在于其前提中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的假设，从消费-生产者个体开始分析，认为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个体权衡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决策进行统一的解释。国内贸易的产生是二者作用的结果，而同样的原因也可以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延伸。每个消费者同时是生产者，当交易效率很低时，人们自给自足，没有交换和贸易产生。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首先出现一些地方性市场，但尚不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各分割的地方性市场逐渐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同样的理由，当交易效率提高，分工进一步深化到可以突破国内市场规模的限制时，国际贸易就产生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消费---生产者的假设非常贴切，因此将个体决策过程应用到分析国家的经济行为也同样有解释力。只要国家之间分工的好处超过了国际贸易带来的交易费用，各国就会选择专业化生产并与他国交换，贸易也就由国内贸易发展到了国际贸易阶段。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产生，原因就在于国际贸易较国内贸易有额外的交易费用。

　　4.贸易政策内生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不但解决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同时将贸易政策的选择在模型中内生化。新兴古典经济学把交易成本和内生比较优势概念引入李嘉图模型[3]，证明政府的贸易政策体制、分工的均衡网络规模与整个经济的生产力是相互依赖的，均衡的贸易政策和国际分工水平密切相关。分工演进模型表明，随着交易效率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