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博体育马克思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论述散见在他的全部著作之中，有：(1)国际价值理论；(2)国际分工理论；(3)国际贸易中的货币、信用；(4)世界市场理论；(5)对外贸易政策。

　　实际上，马克思从准备写作《资本论》开始，就已经构筑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完整范畴体系，他把资产阶级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在“六册计划”的前三册，各个经济范畴被综合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范畴，这个整体不断运动，从一国界限范围内，发展到国家层次上的概括，然后，又跨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最后“在世界市场这个最广大的场所，以最巨大的发展规模，作为生产中的国家的关系而出现”。理解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需要遵循马克思全部经济理论范畴体系的演化逻辑，这个逻辑体系把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运动和演化内在地、真实地结合在一起，与资本主义危机结合在一起。例如，《资本论》第1卷考察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卷考察了资本的流通过程，第3卷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从而揭示了资本运动中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可能性。但是这些危机可能性仅仅是可能性而已，或者说是不充分的现实性而已，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上，资本主义危机才能得到充分展开，直至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消亡，这样也就把影响和决定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各个因素统一起来，统一在一个现实而又严谨的逻辑体系之中。从资本主义再生产角度来看，这个展开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的国际化，原先国内矛盾“在局部危机中只是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暴露出来”，现在，在世界市场上，“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并且，“总是像排炮一样，按着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

　　全球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的特殊形态，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文化交往，以及相互之间的政治依赖都越来越深了，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体系里，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经济：也包括社会主义经济，以及其他非资本主义经济。在这样一个体系里。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这种格局正是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所预示的结果。当然，马克思的全球化和我们现在所普遍观察到的全球化是有所不同的，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说，全球化就是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必然的逻辑；同时它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方式，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必然推动政治和文化活动等全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如同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就是全球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但是，这种不平衡性往往被全球化的表象所掩盖，乃至于当今世界产业大转移往往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次重要发展机遇，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虚幻的假象。事实上，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经济和政治发展愈加不平衡，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冲突愈加明显，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摩擦、斗争乃至战争更加普遍和激烈，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过程的必然逻辑结果。

　　基于生态环境内生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克服了过去所有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关于生态环境外生假定的根本缺陷，转向在生态环境内生假定下考察现代经济发展及其可持续性的源泉和决定，将生态变迁、生态创新、生态资本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决定因素视为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突破了当今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框架，形成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将环境因素纳入一国的生产要素体系之中，使之成为一个与土地、劳动、物质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并重的新的要素，为实现经济从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传统的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结构的不可持续性，使当今国际贸易发展不能完全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就充分暴露了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的根本缺陷，即将生态环境作为经济与贸易发展的外在因素而排除在生产要素体系之外。这就意味国际贸易应当同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结合，在生产要素的组合中把生态环境要素有效地纳入其中，同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一样使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和贸易发展的一个内生因素，才能使经济、贸易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相协调统一，从而实现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新的要素禀赋理论的构建中，我们应该把现代生产力源泉之一的生态环境从经济与贸易发展的外在因素转化为内在因素，纳入一国的生产要素体系之中，当作生产要素。

　　由于国际贸易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此目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形势等也随之呈现了一种新的格局。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这一背景下无法与现阶段的国际贸易发展需求相适应，很难对新生的贸易现象和相应的关系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和指导，因此出现了较多的问题。面对国际间相互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趋势，必须要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思路进行认真的学习和研究，针对当前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形势的发展特点和趋势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才能够顺应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

　　一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也就是古典国际贸易理论鸿博体育、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等四个阶段。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属于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两者有机结合共同形成了传统贸易理论。资本主义在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发展迅猛，并且具有了越来越高的经济地位，变成了国际贸易的主流。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中认为市场竞争是完全自由的，其对贸易的互利性进行了强调，并且成功的解释了产业间贸易。全球经济贸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现象，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立足于科技进步、经济规模以及竞争方式等各个方面解释了贸易关系和现象。而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在解释贸易现象的时候主要是立足于专业化生产分工的层面，并且有意识的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纳入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

　　1、古典贸易理论。通过对绝对优势理论进行剖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要的思想理念就是扩大规模报酬，以及强化劳动生产力，其主要的内容如下：如果两个国家能够对不同产品进行独立生产，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都能够获得理想的生产效率，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在这一背景下，如果这两个国家对自身的优势进行充分的借助和利用，就可以在专业的分工活动中对各自的优势产品进行交换，而且不管是哪一方都可以获得非常大的效益。这一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一种双赢理论，而且直到现在为止，国际贸易中仍然将这一理论作为贸易的宗旨和目的。但是这一理论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无法对一些国家所有产品都为绝对劣势位置进行完全表述。在比较优势理论中保留和创新了绝对优势理论，在这一理论中认为，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要对生产和出口绝对劣势不明显商品的情况进行关注，然而如果该商品的绝对劣势相对明显，这时候就应该选择对该商品进行进口，对于每一个贸易国家来说都十分有利。所以，比较优势理论对经济运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基本原则和普遍规律等进行了准确的阐述。

　　2、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要素禀赋理论在上世纪初期得以问世，该理论主要从多维要素禀赋层面对国际贸易的形成根源进行了叙述和剖析。开始认为，国家贸易模式需要对要素集约化商品进行关注，对相关出口予以高度重视，出口商品应具备富裕和昂贵的特点。与之相反，进口的产品应该是相对昂贵和稀缺的各种要素密集型产品。要素禀赋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对国际贸易的参与国更加有利。然而相对于古典贸易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出了对生产的劳动力要素进行了关注，同时还认为导致比较成本差异的最为关键的根源就是要素禀赋的差异。不过，固定的规模报酬和相同的生产条件这种假设仍然是这一理论的基础，而且这一点还是对优势理论进行了继承。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人们发现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模式并不适应，因此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国际贸易新现象，而且以出现了一系列的非常重要新的贸易理论，比如新要素贸易理论、国际贸易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这些理论对战后各个发达国家出现的贸易关系进行了解释。有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利用构建模型的方式针对产业内的贸易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分析，在分析之后认为，完全竞争的国际贸易在转化成为不完全竞争的方式以及规模报酬在持续地递增，就算是两国之间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和技术，但是从规模经济和产品的差异性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也能够对国际贸易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将传统理论中的假设彻底推翻了，而且对战后贸易的新现象进行了合理的阐述。一些学者在后期研究了其他相关层面的贸易现象，其主要是对合理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因素进行了汲取，而且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融合，进行了多层次和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合理的分析了国际贸易的新现象。

　　在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格局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很多国家的贸易作用都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与之前相比具有较大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适应新时期国际局势的变化，因此不能够发挥指导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全新的、现代化的能够充分满足现展标准的贸易理论。二战中取得胜利的国家在战后具有了越来越高的国际地位，并且有效地推动了国际贸易活动的不断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具有越来越大的贸易量，而且形成了极强的扩张性，内部贸易活动在区域集团中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活跃，而采用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对上述的这些现象进行说明和解释，因此出现了要素贸易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等新的贸易理论。但是上述的这些理论也无法对不稳定和日益变化的经济格局进行有效指导。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在经过长期的理论分析和反复的模型试验之后认为，不完全竞争阶段是目前国际贸易的一个显著的特征，生产要素在激烈的竞争活动中变得不再明显，尽管该理论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相背离，但是却不可以对出现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一系列的变化进行准确的解释和说明，但是也可以对当前开展的经贸活动进行指导。在国际贸易活动频繁开展的今天，国际贸易囊括了越来越多的产业，而且在很多产业中出现了垄断贸易的现象，尽管如此还是能够通过当代贸易理论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和说明。所以当代的贸易理论在当下和未来较长的实践中还是可以发挥作用。国际贸易活动在二战之后出现的新现象是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来源，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不断发展，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也变得越来越完善，同时国际贸易理论也由于这些新现象的出现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不断提升的制造业贸易量。制造业的规模经济特性非常强，制造业在二战之后其具有越来越精细的国际分工，很多发达国家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的制造业，因此制造业贸易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多，通过传统贸易理论却很难对这一现象进行阐述。

　　其次，发达国家内部的水平贸易：以传统比较优势为基础，通过对要素禀赋理论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际贸易应该主要产生于存在发展水平差异的国家中，也就是所谓的垂直贸易。然而在二战之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水平贸易，特别是发达国家内部出现的各种水平贸易，直到现在水平贸易的现象也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通过传统贸易理论很难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再次，跨国公司贸易呈现增长态势：从国际分工层面来说，制造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始从垂直分工的模式逐渐的转向水平分工的模式，甚至还出现了网络分工。具有明显的具体化产业链特征的、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制造业目前正在转向国际化的方向，这些公司的贸易增长的越来越快，通过传统贸易理论还是很难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最后，区域集团贸易的增长：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上世纪后期出现了不断高涨的态势。区域集团内部占有了50%以上的全球贸易活动量。而通过传统贸易理论还是很难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首先，很多学者在二战爆发之后开始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适应性具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开始深入地研究和探索新时期的国际贸易活动，并以此为根据设计全新的国际贸易理论。通过最新的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专家学者在发展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开始将一系列的企业理论渗透进去，从而试图使当代国际贸易的实际发展需求得到满足，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其次，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国际贸易投资在经济领域中开始变的越来越广泛，相关学者认为，国际投资除了会导致出现替代效应之外，而且还能够创造效应。现在投资理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且贸易投资也具有了越来越具体化的表现，逐渐地形成了边界扩张理论。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国际贸易理论开始对投资理论进行整合。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中很多都是从微观层面进行研究，通过对当前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进行参照，立足于微观层面对国际贸易现象进行研究，其涵盖的层面包括跨国公司、区域集团和各个国家等。与此同时，在研究内容方面，国际贸易理论也开始对各种微观的产业内部贸易进行研究。

　　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当代贸易理论研究具有更强动态性特征，其主要是从动态变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在动态变化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发整体状态的变化，所以必须要具体地分析其中的各个要素，对各种新的方法进行应用，对各种各样的现论进行参照才能够做到明确的判断和解释。所以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现在在研究方法方面具有微观化的特点。

　　总而言之，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受到了国际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等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而这些因素都具有不断发展变化的特点，因此国际贸易理论也并不是固定的，其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通过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思路进行分析，并且对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向进行探究，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基本上能够使国际贸易发展的需求得到满足。不过由于政治格局等在未来仍然会出现较大的转变，所以必然会出现更加成熟和全新的贸易理论。为此，我们必须要通过发展的眼光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进行科学的评判，并且对其变化情况形成清晰的认识。

　　意识、观念、理念是人们在实践当中形成的各种认识的集合体，指导人们进行决策与实践，具有主观性、实践性、历史性和发展性的特点。以意识、观念、理念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一般受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存在于个体或团体的意识中，往往具有分散性、模糊性和独立性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个人、企业、团体中很快形成了保护国内产业、提高就业率、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意识与理念，由少数个体观念逐步迅速扩展并上升为国家意识，这种意识、观念或理念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初始形态。

　　理论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指学者、研究者将人们头脑中直观的、经验的、零散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意识、观念、理念加以总结、凝练升华为系统的理论形态而进行传播的存在形式，常常体现出系统的、群体的、具有较大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的行为。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思想的萌生，为了使贸易保护措施“合理”、“合法”，西方贸易保护论者积极寻求和提供理论依据。具有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有：新福利经济学、地区主义新贸易保护理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等。新贸易保护理论较传统的贸易保护理论更具有隐蔽性和攻击性的特点，从本质上来说，是借“合理”、“公平”之虚，实为从根本上削弱甚至使进口产品丧失国际竞争力。

　　利益诉求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以某种或某几种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利益诉求或诉诸于实际游说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常常体现为利益集团的、集体的、有明确目的的、能够直接影响决策的政治诉求行为。根据相关经济学理论，在要素流动的高位，劳动力要素持有者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在要素流动的低位，特定产业的所有要素持有者皆反对自由贸易，这就形成了以产业为基础的保护主义者联盟。这些保护主义者的利益诉求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通过政治市场寻找摆脱进口竞争的压力，国会是这一利益诉求成功的关键，进口竞争产业通过游说国会议员实现保护主义，议员回应的强度与该产业的地理广度和深度成正比，国会是公众贸易保护主义理念转化为政策的沟通行为体。

　　政策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把贸易保护主义意识、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贸易保护主义诉求上升成为国家意志并最终形成国家政策的贸易保护主义形态，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高行为。新贸易保护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期主要奉行“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主要采用“配额”、“补贴”、“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为贸易保护的政策手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末，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日益受到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约束，西方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从单边保护转变为多边贸易体系下的“合法性”保护，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和社会责任壁垒成为这一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型政策手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逐步延伸到对方国家的经济竞争政策，甚至是社会政策。

　　1.20世纪70年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欧洲的复兴、日本的崛起，美国的竞争压力加剧，贸易逆差急剧上升，贸易保护的思潮开始萌生。随着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爆发，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停滞的危机中，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同时攀升，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涌现。为了重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美国经济学家开始考虑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这种背景下，里根和布什两届政府在贸易理论、贸易思想上逐步背离了自由贸易原则，开始转向所谓公平贸易和管理贸易。由于二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性加强，贸易政策的连锁反映也更敏感，美国采取许多保护贸易措施，而这些措施反过来也遭到了其他国家的报复，使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加蔓延与扩张。一方面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为了对抗美国的贸易保护，许多国家纷纷高举贸易保护的旗帜，通过配额、政府补贴等保护手段保护本国产业。

　　2.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引发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浪潮。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1997年7月以后，泰国货币危机很快扩大到周边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非律宾等国家。同年10月，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相继遭到冲击。同年11月韩国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此次东亚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它不仅使东亚国家和地区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率显著上升，而且导致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减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国家普遍在本国掀起了购买国货运动等贸易保护措施，向西方发达国家的进口减少，并且由于货币贬值，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大大增强，出口量剧增，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再度兴起。

　　3.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此次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而演化成的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随着2008年9月雷曼兄弟提出破产申请后，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雷曼兄弟的破产彻底摧垮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股市应声而落，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十分严重，全球股票市场出现了持续的暴跌，次贷危机转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全球经济整体衰退，国际贸易急剧下降，国际投资锐减，全球新的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兴起。

　　通过以上对特定时点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传导机制的梳理可以看出，新贸易保护主义国际传导的一般规律是：经济危机从来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孳生的温床，经济全球化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国际传导的渠道，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与深度影响新贸易保护主义传播的速度，技术与经济实力影响贸易保护的实施手段水平与应对措施。

　　新贸易保护主义发源于美国，美国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传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是全球第一号经济大国、技术大国、人才大国，金融危机导致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在现行的多边贸易体制下，借着“公平”“安全”等合理理由，娴熟运用反倾销、反补贴、苛刻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安全标准等贸易壁垒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竞争力以维护本国产业，甚至通过国际舆论等压力的实施，干预进口国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以达到自我贸易保护的目的。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使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具有全球导向与示范作用，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运行机制下发展中国家将长期处于被动境地，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特别是针对中国这一迅速崛起的GDP跃至世界第二的大国，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导向将对中国外贸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坚持自由贸易、加强双边和多边国际协调的力度，以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

　　新新贸易理论告诉我们：贸易或自由贸易可以提高行业生产率水平和社会福利，企业在不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贸易也能提高总体生产率和福利水平。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一个国家要有效地恢复与发展本国经济，就必须在发展国内市场、刺激内需的基础上，积极进入国际市场扩大外需，实行自由贸易而不是保护贸易。但是，一些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大国处于利己主义考虑，口头上高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行动上却是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我国应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同时极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寻求双边和多边国际协调，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国际经济贸易协调平台进行双边和多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协调，以有效地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

　　从各国经济系统的运行看，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处于同一层次，总是同时发生、相互影响和相互替代，这对于疆域辽阔，地区间要素禀赋差异显著，国内贸易尚有发展潜力的大国经济而言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其一，巨大的国内市场会使国内贸易量远远超过对外贸易量，国内贸易在经济发展中可发挥出比对外贸易更大的作用；其二，国内地区间分工和贸易通过降低一国国内生产成本，可以成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来源；其三，有助于评价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大国经济的适用程度，从而确立更适合国情的应对贸易摩擦的战略。因此，我国在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上，应加快调整我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和贸易发展战略，扩大内需，巩固国内市场，为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坚强的国内市场后盾。

　　首先，市场多元化不仅是增强贸易谈判实力的必要策略，也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积极实施市场多元化， 开辟包括中东、拉美、非洲等在内的新兴市场，摆脱产品过于依赖欧美市场的局面。同时，在进一步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过程中，既要重视市场多元化中“量”的扩展，也要重视市场多元化“质”的提高。其次，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推进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有效避开反倾销壁垒，还可以避开其他复杂的非关税壁垒，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为了恢复经济，改善就业，正好为我国具有实力的出口企业提供“走出去”的好机会。

　　一方面，要改革我国行业协会的运行机制，构建以行业协会为主体的国际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建立协助企业进行国际贸易摩擦的诉讼机制。作为行业利益的代言人，行业协会要协助有关政府部门建立完善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通过该机制对行业内重要产品出口价格、出口数量、出口地区以及进口国市场动态等信息进行有效地监控和及时，以便企业防患未然。同时，联合企业对外进行国际贸易摩擦诉讼，为企业应诉提供组织、信息、技术和对策咨询等服务，积极配合应诉企业搜集证据，提供有关本行业的全面资源。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制定行业技术标准和强化市场准入机制的作用。根据国际行业技术标准改进我国行业技术标准，逐步推行ISO14000， 同时强化市场准入机制，促进产业的技术改造与升级，从而通过自身标准的提高来规避贸易摩擦。

　　1.梁碧波等.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J].改革与战略，2008（4）

　　2.薛荣久.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危害与遏制[J].国际贸易，2009（3）

　　3.张志文.东亚金融危机对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影响[J].亚太经济，1998（10）

　　4.李轩.西方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述评[J].当代经济研究，2007（5）

　　虽然比较成本说是由托伦斯最早提出的，但李嘉图最先注意到比较成本的重大意义并对之加以论证。李嘉图认为，当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生产成本存在比较差异时，只要两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那么，两种商品的产量都将会增加，各国都能通过交换得到比较利益。当我们将上述结论进一步推广到三个国家、三种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进行验证，发现它仍然适用，这就证明比较成本说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

　　李嘉图对国际贸易学说的巨大贡献是重视比较成本差异并以此创立比较成本学说。这一学说纠正了以往学者认为自由贸易的利益只存在于一切商品成本均低的国家的偏见，这为解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原因和利益分配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在理论分析中，由于李嘉图采用了与斯密的绝对成本说相似的劳动单因素模型，假设资本和劳动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以活劳动耗费多少来区别成本差异以及所用的隐含假定背离现实，使得李嘉图的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科技进步对当代国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这种局限性也日渐突出起来。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它以生产要素自然禀赋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国际贸易产生的更深一层原因，论证了国际分工的好处和自由贸易的必要性。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事实上是师承赫克谢尔，故又被称为“赫克谢尔-俄林定理”。萨谬尔森和斯托尔拍发表了《实际工资和保护主义》一文，用数学方法论证了由俄林提出的自由贸易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为此，国际贸易界有时又将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称之为“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可将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描述为：生产不同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相对来说是不同的，各国在生产那些能较密集利用其较充裕生产要素的商品时，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故每个国家最终会出口能利用其充裕生产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较密集使用生产要素的商品。

　　从李嘉图的古典贸易理论到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方法的基础皆为成本比较，对成本差异的分析则从单一要素扩展到多个要素，同时对贸易原因和贸易格局的解释也逐步深入。但随着国际贸易领域的扩大和对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面对日益变化的国际贸易现实情况时，人们愈发感到传统贸易理论的重大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某些理论假定与国际贸易实际不符，诸如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充分流动，而在区域间或国家间不能流动；国际商品贸易自由化，不存在运输成本、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等。上述种种理论假定，显然与国际贸易现实相去甚远，而在这些假定条件下推导出的理论必然难以解释国际贸易中不断出现的新变化，特别是对战后大量出现的跨国公司贸易现象更是解释乏力。第二，分析方法基本为静态分析，表现为假定各国资源禀赋不变；假定生产技术不变，如古典模式中以各国劳动生产率不变为隐含前提，在要素禀赋论中则认为商品生产的要素配置比例不变。

　　对“里昂惕夫之谜”的争论和研究，导致了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群的萌发。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群的显著特点是：注重技术这一生产要素在决定比较成本上的重要性，揭示出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对自然禀赋限制的突破，将使国际贸易格局受自然禀赋的约束日益减少。同时，又强调各国贸易比较利益具有可变性。

　　西方国际经济学家将战后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归纳为两个相互平行又相互补充的理论支流：一是新要素贸易理论，二是新技术贸易理论。新要素贸易理论认为，在考虑国际贸易商品的比较优势时，剔除传统贸易理论中提出的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要素之外，还有其他要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战后贸易理论中新要素的分析，主要是提出了“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规模经济及管理等新的要素对贸易比较成本的影响，并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理论分支。新技术贸易理论则以特质商品（指吸收了技术革新成果的新产品及容易产生差别的商品）为对象，研究这些特质商品贸易优势在国家之间的动态转移，考察垄断性竞争（如技术垄断）等因素对国家贸易的影响，从而产生了“技术差距论” 和原料产品贸易周期说，等等。

　　此外，战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比较利益研究的动态化。战后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则以生产技术的变动为出发点，注重研究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比较利益结构的动态变化，并注意研究策略和贸易政策、经济发展战略对建立动态比较利益的作用。

　　[论文摘 要]在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这种重要趋势的背景下，研究其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所带来的影响有着重大的意义；探讨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把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贸易壁垒列入“人文贸易”的系统化研究范畴，也有助于大大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2]［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国际贸易主要指的是在国际间所进行的贸易活动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进入到某一阶段后，参与贸易活动的人共同形成的，主导、支配经济交易活动的思想守则。即使没有明确的规定，在贸易分配层面仍然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当前我国贸易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以往所采用的国际贸易理论一定程度上存在不适用的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体现出了许多方面的漏洞与不足，无法满足新形势下我国在贸易发展方面的基本需求。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格局一定程度上会对国际贸易理论造成影响，这就需要相关研究人员在现有理论基础的支持下对各方面的细节进行不断的发展与完善。

　　以往处于主流地位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贸易理念包含新古典与古典贸易理论两种，这两种理论共同构成了传统贸易理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国际贸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理论。于此同时，国际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贸易理念也在这种大背景下成长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国际贸易理论在贸易活动方式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也与传统贸易方式体现出了比较大的差异。新时期内，具体的贸易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贸易理论与贸易规则。二战中取得胜利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有了比以往更高的地位，国际间的贸易量也呈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并体现出一定的扩张性，在发达国家贸易量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体现出一定的贸易活跃性，而这些现象的解释与说明无法通过传统的理论来实现，进而产生了今日国际贸易理论的初级形态。比如要素贸易理论与生命周期理论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同时，西方经济学家通过长期理论分析与反复模型试验的方式，得出了以下结论：当前国际贸易在规模方面不断上升，然而其竞争形态是仍然不完全竞争，生产要素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地位日益下降，这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却可以对目前国际贸易中所出现的变化进行一定的解释。在贸易次数不断增加的大环境下，所产生的贸易垄断越来越严重，而在当代贸易理论环境中则可以对这种“反常现象”进行充分的解释。由此可知，当代贸易理论在现在与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相关的理论也处在不断完善的阶段。然而，在国防政治格局与经济全球化发展情况不断变化的大环境下，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也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规模经济性是制造业重要的特征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分工在制造业中的作用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发达国家将资本大量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无法通过传统的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环境中，通过对要素禀赋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国家贸易的分析需要以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差异为中心，也就是说要在垂直贸易条件下对上、下游之间的贸易关系进行分析。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突出地位的贸易类型为水平贸易，这种水平贸易主要体现为发达国家内部所进行的水平贸易。为何水平贸易会占据国际贸易的主体地位，目前的国际贸易理论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发现传统贸易理论在各种新问题上的不适应性，对各种新的贸易现象无法进行充分的说明与解释。许多国际贸易领域的学者开始进一步探索与研究新形势下国际贸易发展的有关规律。雷蒙德・弗农将对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过程中对产品设计与产品周期等方面的干扰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他认识对各项生产因素进行完善就可以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延长产品周期。迈克尔・波物后来将企业与政府C构纳入整合企业理论中，并且将企业与政府提升至贸易主体地位。不难发现，国际贸易理论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企业理论与渗透至国际贸易理论已经产生了重要的联系，对该领域的实际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国际贸易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学现象。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也包含了许多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主要的研究对象为市场，在经济学知识与国际贸易理论不断融合的过程中，经济格局与市场范围等因素也成为了主要的研究与剖析对象，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也得到了准确的落实，在部分情况下，国家也可能会参与到国际贸易的实际活动中，这就使空间经济学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得到了整合，在国际贸易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国际经济整体水平、复杂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格局对国际贸易理论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在国际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国际贸易理论也是不断变化着的。为了能够与当前的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相符合，领域内的研究专家需要对目前的国际环境、政治格局、经济全球化水平以及贸易形态等方面的变化进行长期的观察与分析，用新的理论与新的观念为具体的国际贸易操作提供指导意见。

　　[1]陈晓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思路及新趋向[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0，6：34-38+94.

　　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外贸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它为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界定和分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综合分析提供了方法支持。

　　经济增长是现代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指一个总经济体的增长,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等指标的增长。在现代经济学中,经济增长不再仅仅被看作是经济总量的扩张,而被看作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增长方式的内涵，本文将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定义为:为提高对外贸易增长的要素使用效率，实现外贸高速、高质增长的方式。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内容有很多，如促进外贸增长的要素组合方式、出口商品结构、技术创新、外贸体制、贸易政策以及企业行为等。外贸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发展则是外贸增长的基础，因此，经济增长方式与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在本质上具有相似之处，外贸增长方式只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延伸，更注重国与国优势的比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所以，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紧密相关、互相融合，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寻求一种合理的外贸增长途径和运作机制，实质上就是追求贸易利益的可持续性增长即国家福利的扩大和贸易条件的改善，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动态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持续获得。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建立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不同阶段的外贸增长方式与该阶段的比较优势紧密相关，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外贸增长方式也随之转变，比较优势动态转换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互动融合、相互统一。

　　传统的贸易理论主要以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一国不一定要专门生产本国与别国相比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只要专门生产本国与别国相比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便可进行贸易，并且同样能从中获利。

　　后来的“里昂惕夫之谜”显露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促使经济学家超越H－O理论去寻求新的有关贸易基础的理论解释。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根据国际贸易的新情况和新特点，逐渐形成了与传统贸易理论不同的现代贸易理论。

　　传统的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从不同的方面介绍了各国进行贸易的基础，而一个国家或地区外贸增长方式的选择也是建立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不同阶段的外贸方式与该外贸阶段的比较优势紧密相关，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相互统一，比较优势的创造要求外贸增长方式不断向集约型转变，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也促进了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总的来说，浙江外贸的起点比较低。1970年外贸进出口值仅为773万美元，改革开放后上升较快，1978年上升到7011万美元，1985年进出口总额为112322万美元，1978 到1985环比增长40%以上，这一段是增量小，增速快。1986年后浙江外贸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1996至1998年速度有所减缓，2002年后，增长更加快速。外贸依存度总体保持上升的趋势，并且大致可以分成三段：在1991年之前增长缓慢，一直在20%以下，与之相应的是浙江经济以及对外贸易基点还比较低，增长比较快；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浙江经济快速增长，1991年浙江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00亿元，对外贸易量上的增长也逐渐加快，1992到1999年间，对外贸易依存度在20%到30%之间震荡；进入2000年, 外贸依存度快速上升，2006年达到了70%左右，浙江国民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已经到达一个比较深的程度。

　　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上升，表现了浙江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较大。纵观诸多贸易强国的发展史,其外贸依存度均是逐步攀升，继而回落并保持在某一合理范围内波动。据此，浙江对外贸易的发展符合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在的规律性或必然性的要求，即浙江对外贸易依存度应将趋于合理。

　　在判断贸易商品结构时，经常用到的是工业制成品的比例来表现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如果仅从工业制成品的比例来看，浙江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在不断优化的。出口贸易中，制成品的比例较高，并不断上升，1995年已经占到79.9%，2006 年占了95.6%。进口中，工业制成品(主要是资本性商品)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而初级产品的比例先降后升，主要是由于资源性产品(如原油、铜、橡胶、纸浆)的进口增加。

　　本文所认为的比较优势即在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劳动、资本二要素的基础上纳入更多要素（如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等）参与的比较优势。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一个关键及经典的问题即“为什么会发生贸易”，但伴随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趋势，劳动、资本要素价格逐渐均等，这势必会影响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对该问题的解释力。说明在经典的“比较之比较”公理下，还存在着些许不足和需要修复的地方。另一方面，就质量而言，目前的国际经贸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关注商品质量本身，而是从质量中延伸出生态环保需求、社会性需求等相关概念。国际贸易质量标准应更好地与目前的需求相契合，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才能更好地为经贸发展服务。重新诠释质量，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

　　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质量标准）与贸易的关联，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种观点认为货物的质量标准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正向效用。代表性的学者有Knut Blind（2006），他认为商品的标准会引发规模效应（即网络外部性），这将为产业贸易的发展提供基础，并且会引致更多的产业内贸易。DTI（英国工业贸易部）（2005）在关于标准（制度）对英国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充分论证了标准（制度）对英国经济的正向推动作用。1948-2002年期间，英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13%是由标准（制度）贡献的。DIN（德国标准化学会）（2001；2004）通过数据模型，验证了德国的经济发展与标准（制度）有较大的关系，在标准工作上投入7.7亿欧元，带来的直接贡献超过159亿欧元。上海标准化研究院（2007）也肯定了标准（制度）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认为经济全球化将促使国际标准进一步演化为国际贸易规则。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货物的质量标准在具有正向效用的同时，仍存在一定的负向效用。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施用海、沙玮、高耀松（2009），他们在肯定标准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认为标准的制定会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限制进口、形成技术垄断。徐洁香（2010）认为标准在短期内会对经济产生负效应，长期来看则具有一定的正效应。Farrell，Saloner（1995），Katz，Shapiro（1985）从标准（制度）的路径依赖角度分析，认为标准虽然对经济有贡献，但是过度的路径依赖会降低这种贡献度，出现标准次优甚至更次的选择，使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负效应。Shy（1991），Kende（1991）认为如果标准形成贸易壁垒，将使得国内厂商获利而国外厂商受损。关于标准产生的效用孰大孰小的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标准的经济效果很难定量衡量，需要综合考虑，Gandal，shy（2001）认为标准效应取决于标准的规模效应和转换成本的相对大小，但Boom（1995）认为规模效应和转换成本难以量化和比较。

　　综上所述，学者们一致认为这种质量形式的制度安排对贸易是有影响的，并且是正向影响。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资料还少有涉及。

　　通过上述现状及研究状况的述评，本文拟在勾画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的基础上，提出多要素参与的比较优势，并进一步提出包含技术、生态、社会制度安排的国际贸易全质量观，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发生贸易的原因”一直以来是国际贸易研究的主题及方向。最早贸易产生的雏形是以物易物、以互通有无为基础的原始贸易形式。随着剩余商品的增多，简单的以物易物形式难以承载丰富的商品交易活动，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资本要素），扩展了要素观的内涵。具有代表性的是15-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人们已开始认识到不仅仅只有劳动这一要素对经济起作用，要素的内容渐渐地丰富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时的英国作为资本积累的大国，急需一种理论来指导英国的发展，工业革命由此在英国开展，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的前身）。历史证明，亚当·斯密的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但随着德美等国家的工业化革命发展，英国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绝对优势理论地位不保。大卫·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关于贸易发生是由于两国要素相对价格的不同，但他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斯密的观点，即优势不是绝对化的，而是“比较之比较”的概念，这一提法一直延续至今。之后许多贸易理论，无一不包含“比较之比较”的思想。

　　总之，关于“为什么会发生贸易”，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各自的诠释。从而形成了古典、新古典、新贸易、新新贸易理论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而该体系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比较优势的比较利益原则，体现了比较优势理论经典及超长的生命力。“比较之比较”的思想广泛地在各种国际贸易研究中出现。

　　但同时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解释困境。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相对自由市场经济下，在“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干中学（learn-by-doing）”的影响下，要素的价格有均等化的趋势。要素的价格均等化，意味着产品价格相对地均等化，产品将失去比较优势，故学界也展开了呼唤新的比较优势要素、全要素论等，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竞争优势（林毅夫、李永军，2003），故比较之要素亟待进一步广义化。

　　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广泛地运用于贸易领域。科学质量观的形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商品的质量，从而促进经贸的发展。ISO（世界标准化组织）对质量给出的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这一定义是从 “特性”和 “要求”两者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描述质量的内容的，即某种事物的“特性”满足某个群体“要求”的程度，满足的程度越高，就可以说这种事物的品质越高或是越好，反之则认为该事物的品质低或差。

　　依据质量的定义，本文认为品质应包含供需两重含义。从供给面看，主要体现为商品品质标准；从需求面看，具体体现为品质要满足市场消费者对质量技术性、生态性、社会性的需求；通过供需双方共同决定商品的质量。

　　比较优势和质量观（一种制度安排）的交集在于相对价格，即“比较之比较”。比较优势的相对价格差异是导致国际贸易发生之原因，而质量观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演化过程中，其演进动力依然是相对价格的差异。简言之，即在传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质量观作一个制度要素上的拓展，通过相对价格的差异，从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诺斯与托马斯（1973）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论证了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并认为这种制度激励是完全有效的。但之后诺斯（1981）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否定了这种绝对的完全有效的说法，并认为相对价格仅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影响因素。再后来诺斯（1991）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对于相对价格赋予了更多的含义。我国学者黄少安（2004）认为只有当演进主体预先预测出这种相对价格变化的趋势，并进行制度创新使其最终结果获得经济效益时，变迁才有可能发生。这与国际贸易之动因不谋而合。

　　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孙杰（1997）详细说明了不仅只有传统的比较优势，才能促进经贸发展，并认同诺斯的制度促进论。比较优势质量观正是一种既基于比较优势又基于制度的新型比较优势形式。

　　比较优势质量观之所以目前提出，还在于在传统观念当中，对于质量的理解即技术相关性指标，认为质量即技术标准，而忽视了质量使用价值中，满足人的需要的社会属性，一味的追求商品的自然属性。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目前才被提出，还在于“制度”并不是传统经济理论当中的重要要素，并且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而进行的研究。在以牺牲生态、社会效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当中，质量的内涵需要得到全新的诠释，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质量观带有明显的工科色彩，这为比较优势质量观的研究带来一定的阻力，并且质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难以进行量化研究。但是一个观念、一个概念、一种方法的提出，初始阶段不可能是完美的，需要提出后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应该认识到全质量观的提出的理论价值及较高的实际应用性。

　　制度经济学的一大贡献是把制度作为要素纳入经济学的研究。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中，结合目前社会的需求和人性的假设，将原有的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修改为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追求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社会人”。并且对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的经济学假设修改为规模报酬递增，这符合制度要素在经济中的实际效果。

　　技术制度，即质量技术制度，具体为商品的技术指标。通过技术制度的提高，能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形成比较成本优势。历史上英国正是依靠技术革新获得比较优势，从而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

　　地理大发现时期，贸易体现为西方列强的殖民贸易，期间英国等国家掠夺了大量的资本，并诞生了重商主义思想。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业技术发生了质的变化。英国学者大卫·李嘉图论证当产品的生产成本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时，应专一生产并出口具有优势的产品，即能获得额外的贸易收益。德美在英国崛起的影响下，发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促使德美的崛起。技术要素在工业革命时期显的格外重要。

　　技术制度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通常为符合目标市场国的标准，符合标准进入，不符合则禁止。表1列出部分产品主要出口国的技术标准要求，即符合这些标准，并且超越这些标准，才能形成商品的比较成本优势。从表中可以看出欧、美、日、韩对我国玩具、纺织、食品、机电行业有着较高的技术要求。只有通过质量技术标准的提升，才能更好地符合主要目标市场国的技术标准要求，在品质技术标准形成中，各国相继开展技术竞赛，试图通过技术的革新，获得比较成本优势，占领世界市场。技术标准主要体现为技术不断更新，相对劳动成本下降，形成比较成本优势。

　　产品具备比较成本优势，给出口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增加了贸易双方的摩擦，出现了以生态为由的贸易壁垒。绿色贸易源于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世界开始关注贸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随着生态环境在贸易中日益重视，生态要素作为一种内生化的要素纳入产品的生产过程，形成生态制度。生态制度与技术制度共同作用，形成包含生态制度的技术制度。目前生态制度主要局限于生态环境的认证、通报的形式，如欧盟目前已经在商品中开展生态设计认证，美国也开始了产品的能源节约计划，德国亦开始关注产品的生态环境问题，试图把生态标准纳入产品的生产标准当中，如G/TBT/N/DEU/9关于生质燃料及化石燃料法案，G/TBT/N/DEU/8关于促进生物燃料使用规定的法规草案，G/TBT/N/DEU/10关于生物燃料可持续生产要求的法令。

　　生态制度在这一阶段，体现为通过实施生态标准，使商品的附加使用价值提升，形成比较竞争优势。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制度不仅体现技术、生态的诉求，对于商品的社会福利亦有要求，即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物的因素、环境的因素，还要考虑人的因素。社会制度综合体现为技术制度、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的三者动态耦合。社会制度在这一阶段，在上述制度的作用下，形成广义比较优势，既包括比较成本优势又包括比较竞争优势鸿博体育。

　　目前关于社会制度的实践，主要体现为认证的形式。目前国际标准认证有向生态化、人文化演进的趋势，如表2所示。

　　质量是商贸活动中永恒的话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劳工权益亟需改善的背景之下，商品质量被赋予了更广的含义。如何使技术、生态、社会三大属性要素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全质量观”的提出，是一种基于制度研究之下的，利用比较优势来诠释的，一种全新质量制度安排。通过“比较之比较”的方法，发现制度优势（如规模化优势），寻找“全质量”的优势之所在。

　　所谓“全质量观”，即将生态、社会福利制度要求内部化，并与技术制度作为影响质量的核心要素。即在质量诉求当中，有技术制度、生态制度、社会制度的要求，三种制度有机耦合，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全质量”概念。

　　全质量观实现的困境还在于，如何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生态环境日益破坏之间的矛盾。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发生冲突如何协调的矛盾。短期发展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全质量观强调将空间负外部性内部化，将生态、社会制度纳入比较优势的形成中，使得环境成本内部化，社会治理成本内部化，从而起到调节上述矛盾的作用效果。

　　2.克努特.布林德.标准经济学：理论、证据与政策.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3.孙杰.克鲁格曼的理论“接口”和诺斯的“贸易由制度启动”命题—关于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制度创新比较优势的思考.经济研究，1997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强劲趋势，既使国际贸易环境出现各种不利的事件，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及贸易上所获取的利益都出乎经济预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国对外贸易在现时代的“无约束”发展超脱了现存贸易理论的普遍解释范围，抑或是否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贸易现象成为贸易理论界中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其实则不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改革的进程中，一直坚持自我为中心的贸易方针，即以自我所拥有的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主导，大力开展出口导向型贸易，以此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兴起。同时以这些新兴产业为依托，更深层次地改良优势产业，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其次，多年来的贸易成果积累了充盈的资本，为产业进行结构升级和优化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无论是从产品规模和质量上，都随着贸易成果扩大而增强，延续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而且也在产品的国际信誉市场上异军突起鸿博体育，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扩充提供了保证。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开放贸易在以劳动力成本为依托的贸易商品延续了几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经济效益，从长远看整体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也出现了严重倾斜，没有形成一个立体层次的贸易结构，即在高、中、低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一个均衡的结构。而高、中层次的贸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为当今经济发展动力的局面中，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稳妥而快速地推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是关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国家金融体系一直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下遵循着计划经济时的经营体制，在对国有的金融界进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国的金融业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经营市场。本文就是从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讨论如何借助于金融层面的经济发展力量来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

　　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理论：一是以大卫·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其代表观点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而导致价格差的原因则归结于劳动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而赫克歇尔-俄林则是从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来讨论国际贸易起因，进而指出生产要素的丰裕和稀缺程度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差，从而致使商品的国际价格差异。二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该理论的构建框架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追求产品规模的经济效应和产品差异上的消费效应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又一动因。新贸易理论是在突破古典贸易理论假设前提下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补充。但这两种理论的出发点都只强调了现存的资源，是在资源总量恒定不变的前提下对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论探讨，是一个静态过程。

　　从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分析：一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通过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等后天因素人为地创造出来，强调的是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技术创新。该理论的两大支撑是技术和资本，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加快产品中生产要素的转换比率，同时把技术作为比较优势的内生变量，强调“干中学”的经济效应。通过“干中学”以及技术创新巩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异，资本的作用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生命周期成长和成熟两个阶段，是产品生产在生产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这两个阶段由于技术外溢资本的作用尤为重要。二是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人为地有意识地选择策略来配置稀缺资源，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波特的竞争理论中，有四个基本的要素：生产要素、需求结构、相关与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和竞争程度。波特将生产要素细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费太大代价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级要素则需要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够创造出来的要素。他认为高级要素最为重要，它们是取得高级国际分工层次的关键，一国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过高级要素获得补偿，但是在高级要素上处于劣势则无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弥补。竞争优势注重企业的非价格竞争和创新竞争，关注要素的质量和产品的需求情况，主动地创造比较优势，在改善贸易结构中，高级要素的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动力主要由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在这个阶段贸易结构主要是表现为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贸易发展。第二阶段中推动贸易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比较优势的动态阶段，即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贸易结构优化，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贸易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比较优势建立在高级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从而上升到后天禀赋层次。第三阶段，竞争优势成为推动贸易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此阶段以吸收贸易发展带来的先进技术，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和技术优势为特征。而在这三个阶段的进化过程中，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发展中国家在优化贸易结构上的两个关键。在当今经济发展的秉性中，这两个因素无不与高投入的资本量相关。我国的对外贸易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就需要结合当前金融发展的大前提，继续保持在自我特有贸易低层次上的优势，同时也要借助于金融促进的力量来构建我国中高层次的贸易体系。

　　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的时候，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几乎可以代表该国参与全球经济程度的高低。因此经济增长中贸易结构的取向和相关调整都对经济增长率和其发展的持续性至关重要鸿博体育。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多年中的贸易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同时在贸易成果展现的主要方面外汇规模的庞大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中国金融体系是长期滞后于快速增长的贸易发展势头。特别是加入WTO后金融将面临整体开放的形势和国内对金融促进贸易发展不利的双重压力下，中国金融的发展应更有效地对抗外来金融的竞争以及促进国家贸易在结构上的优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进程的良性延续提供恒久的动力推动环境。

　　首先，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联系来看贸易优化的问题，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成两类，主张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叫做供给主导，主张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被动反映称为需求遵从。无论是供给主导还是需求遵从的观点，都明确地指出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唯一影响因素的观点，而把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同时也对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在对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即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Levine，1997），金融市场通过增加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也较快。笔者在贸易结构优化概述中已经得出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改善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关键，而这两者在现代经济中无不与资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联系。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我们已经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才可以获得的，而技术与资本的关系在贸易结构优化中的关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与资本的联系获得。希克斯将技术进步分为中性、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三种。中性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产原有产量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生产中的资本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劳动的生产效率的增加，结果是达到原有的产量可使用较少单位的劳动和资本，但资本/劳动比例上升；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资本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导致生产原有产量现在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但此时劳动/资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产要素投入比例来衡量贸易结构时，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贸易结构优化过程中，资本投入量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尤以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效率对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贸易结构的高级进程是资本是否起作用的标准。因此，在金融发展中提高资本在贸易商品生产中的生产效率是替代贸易结构优化中有关金融各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个核要议题。

　　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立足于金融业在混业经营上的趋同，而金融业借助于混业经营的方式来发展，其本身就是追求在经济增长中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效率从区分上可以从金融的生产性效率和目的性效率来看，生产性效率简单来看就是企业从金融发展中可以获得得益于金融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目的性效率则是指金融业因为效率的提升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这些内在的关系为对外贸易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如何借助于金融资本在企业生产中的运用来通过技术或者是生产要素高级化的实现来优化该国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方法。

　　我国金融的发展在促进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将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首先，借助于整体金融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即可以在混业经营方式下多渠道地获得风险资金从而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为企业在生产转型过程中提供金融支持；其次，金融发展中体现出的金融产品功能鸿博体育，可以帮企业以多样化方式来应付对外贸易经营中的风险，规避全球经济负面作用下的贸易风险，改善企业对外经营中的贸易环境，营造企业以技术运用为主体的贸易气氛，为企业进行改良式的贸易运作奠定基础；第三，可以合理和充分地利用金融发展带来的机遇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无论是技术引进还是合资生产，都会对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贸易大国的相关产业产生激励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从另一方面来增加我国贸易商品的技术标准。而更为重要的是以此形成我国贸易发展的新格局，为长远的贸易结构优化和贸易利益获取建立起有生命力的贸易单元；第四，金融效率在金融发展中的提升不仅可以使得企业在生产中获得放大性的效应，而且也为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比例，促使企业在扩大再生产中为了追求贸易利率而加大对资本的投入量，优化国家贸易结构创造基础；最后，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良性促进作用反过来又会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尤其在开放的经济和对外贸易中，两者在发展的过程是相互促进的。正如我国多年来贸易成果同样也为国家的汇率和金融安全提供了保障。

　　金融和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两个方面。对外贸易是积聚金融成果的方式，而金融是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保障层面。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要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不仅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产品和加工贸易上，还要在高速发展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上迎头赶上。以我国的金融发展为契机，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为目的，以金融效率提升为方式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升级。同时也要注意到金融发展不利方面，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同样与资本一样具有放大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要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关注金融风险的扩散以及给对外贸易行业带来的各种风险，积极地防御风险，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为贸易结构优化提供有利的保障。

　　1杨德权，梁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国外研究综述[J].财经问题研究，2005（3）

　　2彭磊.贸易结构优化三阶段论及我国所处阶段的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探索，2004（3）